陈见夏的母性还没有强到帮她卸妆换衣抆洗的地步，只给她倒了温水，用抱枕垫在她颈后，将挡在脸上的乱发拨开，防止她窒息。

Peter在群里问，送到没？报个平安。

见夏正要回复，妈妈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她接起，没有听到往常一样中气十足的质问。

“小夏，睡了吗？”

她温柔虚弱得让见夏有些慌，“正要睡，怎么了？下午不是刚通过电话吗？”

“妈睡不着。”

久久的，只有呼吸声。郑玉清在电话那端开始哭，午夜的陈见夏被遥远的抽泣声浇塌了防线。

“又开始头疼了？”她柔声问道。

“脑仁子嗡嗡的，想撞墙。”

“按时吃药了吗？”

“吃了。不管用。”

见夏静静听着郑玉清在电话另一端号啕。她一年前开始犯病，中西医都看过，最后勉强确诊了——一种折磨人但无从下手的病，见夏听学医的朋友说过，所有查不清楚病因的焦躁疼痛，诊断结果恐怕都是植物神经紊乱。

她会安慰Serena，但怎么都无法知道如何安慰亲人。点到即止是没有用的，亲人要的是大量的废话，说什么不重要，他们索要的是时间和金钱，只有这两样东西，才能证明爱。

等妈妈终於平息，陈见夏郑重地说：“我说我周末回去，是真的会回去。”

虽然六年来时常在新加坡和国内往返，但真要计算时间，她已经是常住上海了。但见夏对郑玉清的说辞始终保持一致——她大部分时间在新加坡，回国一趟不容易。

原本她留学项目的“服务期”就剩下一年没完成，父母并不清楚细则，不知道只要是新加坡企业便满足条件，更不知道她早就被外派回来了，以为女儿被钉在国外动弹不得，自然信了。

何况她一直往家里打钱。大学时候每个月拿的SM项目生活费都能省下来一些寄回家，工作后更不必说，所以人回不回来的，家人并不在意，陈见夏也乐得清静。

这两年不知怎么，忽然索要起了陪伴。

郑玉清再次听到陈见夏的承诺，放下了心，不哭了，说，礼拜五晚上还是礼拜六啊？礼拜天就走啊？

“不一定，我先回去再说。”

妈妈欢天喜地，又讲了几句，挂了电话。